你觉得要批判的东西,别人却偷偷的学。
明嘉靖年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完成《亚洲史》1——3卷,把中国的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1585年(明万历13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这是郑和开辟新航路之后,欧洲人记述中国资料的最早的历史书籍,由此揭开了东方思想、中国文献传递、播撒到欧洲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注释了《四书》,撰写了《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在其《中华帝国史》的著述中,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
1697年,英国学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他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顺应自然。
1699年(清康熙38年),穿着一身清朝官员朝服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从中国归来,在欧洲出版了《中华帝国史》,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记述。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字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白晋将“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与“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这两个深藏易学秘义的图像带回欧洲,引起了当时正为创造乘法机而冥思苦索、无路可走的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的极大兴趣,他发现,八卦由坤卦经艮、坎、巽、震、离、兑到乾卦,正是由零数到七,这样八个自然数所组成的完整的二进位制层数形。八卦中的“一”叫做阳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1”,而八卦中的“--”叫做阴爻,相当于二进制中的“0”。六十四卦正是从0到63这六十四个自然数的完整的二进制数形,在数学中八卦属于八阶矩阵。这些启迪他完善了二进制的学术思想,提出了计算机原理“数学二进位制”,为发明电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出版了《中国现状新志》和《论中国礼仪书》两本书。 向欧洲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现状。
博大精深的中华《易经》传入欧洲后,对西方的思想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启迪和促进。
哲学大师黑格尔感叹道: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乃是没有完全学透中国的《易经》。
西方学者把“易”字解释为“钥匙”之意,可见《易经》在西方哲学家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由此,全球许多国家兴起了学习《易经》的热潮。
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荣格对《易经》也极尽赞美之词:“谈到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易经》,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出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后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易经》亘古常新,相距六千年之久,依然具有价值,而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有颇多相同的地方。”
中华文明、东方思想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叶的欧洲,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的浪潮。包括伏尔泰、莱布尼茨、歌德、黑格尔等一批重量级的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都在热切地学习、研究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传播,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思想家在罗马教廷的宗教黑暗统治下寻求光明的思想,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东方思想的传播,让欧洲人首次对自己此前所认知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宗教战争,而欧洲历史上宗教战争打了上千年。
西方人发现,原来我们一直所信奉的宗教并非为中国人所认同、信奉,基督教只是影响到这个世界较小的一部分人。
古老而强大的中华帝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其人口总数甚至比整个欧洲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中国人不信奉基督,然而却比欧洲更加富裕、强盛和文明,这是多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件啊。
西方人首次发现,没有所谓神的启示,中国人竟然也可以理性、强盛而富足地生活着。在西方帝国的统治者们主要依靠宗教权威来威吓统治的时候,中央之国的君主,却在运用理性的道德权威来治理国家,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中国的道家思想、儒家学说、世俗皇权都一致提倡、尊崇天道天理、施行道德仁义。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儒家的道德伦理治国,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远远比西方的贵族骑士世袭制度更为先进。
中国的各个王朝,自汉代以来,即注意在全国各地求取选拔人才,共同参政。王朝政府的大部分组成官员,都是原本来源于全国各地的普通民众,讲究举贤任能。政府官员来源于社会,政民一体。
这些发现,在欧洲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中华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反抗当时西方宗教的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儒家学说关于人性、道德和自由的论述,更是对基督教中的神权统治的强大反制。
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起到了极大的启迪与推动作用,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为西方世界的思想启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装与文化养料。
于是,一场无法遏止的思想解放的大革命,在欧洲各国如火如荼地迅速展开。
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老子的道家思想、孔子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的易经、悠久的中华历史、华夏的风俗礼仪,一时都成为西方人学习研究的对象、谈论的话题、崇拜的偶像,和创造的灵感。
仅十八世纪的前期,欧洲一共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政治、社会、风物的著作近600部。在郑和新航路开辟之后,经过两百余年不断地传播和酝酿,中华文明、中国思想终于在十八世纪的西方,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
西方的思想家,直接运用学习到的中华文明东方思想作为武器,对中世纪基督教的宗教神权,发出了一轮又一轮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这场十八世纪的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西方国家现代文明的基础。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他大声疾呼法国社会要“全盘中化”,向中国学习!全面引进、施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伏尔泰对中国的道德与社会制度非常向往,对中国文化的宗教观表达了倾慕与赞赏,对西方基督、神学统治进行了大力的抨击。
他由衷地赞美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力的思想,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国平天下,这与教会的迷信观念完全不同。对于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生活,他感到非常的遗憾。
伏尔泰最为崇拜的人是中国的圣人孔子,他认为孔子是全部世人,包括西方人唯一的师表。伏尔泰把孔子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在自己的礼拜堂上悬挂孔子相,写诗赞美,朝夕礼拜。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学,适合理性的人们去学习,用以指导人生和社会治理。
伏尔泰提倡以中国的文化为标准,以中国为理想国,将全欧洲进行彻底的改造。
伏尔泰在他的书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
伏尔泰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
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繁荣而且制度完善的国家时,欧洲还是一小撮在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呢!”“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
他发出赞叹:“相信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伏尔泰认为,理性精神就存在于中国思想。他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
伏尔泰还以中国的治理模式为范例,揶揄欧洲的国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法国哲学家霍尔巴哈说:在中国,道德成为唯一宗教。他主张,欧洲国家应该像中国那样,把政治和道德结合起来,以中国思想的理性道德观念,来代替基督教神权观念。
霍尔巴哈宣称,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奉为楷模。法国要想繁荣,就必须以儒家的道德来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他强调:“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
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信奉自然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具有悠久而独立的历史传承。
莱布尼茨受《周易》中卦象的启发创制的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他认为,正是中国的思想,才得以使欧洲觉醒。
英国科学大家李约瑟认为:“当吾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法国学者Isabelle et Jean -Louis Vissiere写道:“世界史是随着中国而开始,文化、科学、和艺术也是随着中国而发明的。
中国的优越性在所有的领域中都闪闪发光,如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中国几乎在我们所知甚少之前,就发明了所有的艺术。……中国经过科举制而选拔的官吏是一批真正出类拔萃者、千年智慧和宗教哲学的占有者。”
孟德斯鸠也是一个热衷于研究和引用中国儒家典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
他曾阅读过利玛窦、金尼阁、殷译泽等人翻译或介绍的《论语》、《大学》、《中庸》等书,并对孔子表示了敬佩和赞赏。
他说孔子是“一位伟大而有智慧、博学而有见识、谨慎而有节制、温和而有仁爱”的“哲学家”。
他把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并认为他们都是“道德哲学家”。
孟德斯鸠还借鉴了中国儒家典籍中的一些法律和政治思想,如法治原则、分权制衡、气候论等,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中。
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治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分权制衡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探讨气候对政治制度影响的民族”。
在中世纪的欧洲,官员们几乎全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很多国家、城邦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别说什么文官制度了。
直到1731年,中国的这一套行政治国之术被英国全面学习、模仿。
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就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黑格尔认为中国政治公平而高效,是欧洲人学习的榜样,他写到:“国家公职都由最有才智和学问的人充当,所以他国每每把中国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的。”
一代雄主拿破仑高度评价中国及中华文化,他说的“中国是一只睡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已经成为举世皆知的名言。
法国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了1795 年宪法。
而在1998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写进100多个宗教组织共同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纲领。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法制、和平”这些理念都是产生于西方的,是欧洲将现代文明传到黑暗落后的中国的,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
然而仔细梳理历史的真相后,将会发现归根结底,“自由、人权、博爱、法制、和平”这些理念的产生,都是来源于中华文明,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
“自由”、“人权”的观念来自于儒家学说里的“仁”的思想。仁的内容包涵甚广,核心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要求人们互存、互助、互爱,其基本涵义是指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
儒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儒家思想里的“仁”,包括君王、君子所应当具备的德性与德行。孔子教导仁义,主张用道德来教化百姓,引导人心,修行品格。
还有: 西方人经常会来一句“孔夫子曰”,但往往都是硬按在孔子头上的,这已经成为西方人的语言习惯了。
现在想起来细思极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