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可以犯下罪行而不支付代价，我们就说正义受到了损害；如果不断有人从自己的罪行中获利，我们就说正义已经荡然无存了。到了今天，本案的事实部分一目了然，不需赘述，但支配舆论场的主要势力默契度的消弭影响，于公排除这一事件为大众所知进而破坏某种理想图景（或者直白的说，防止海量个例影响xx形象），于私降低潘某遭受惩罚的可能；潘某在通过诬陷牟利的动机支配下实施了诬陷，但至今为止她只从中获得了数百万捐款；促成这一结果的帮凶们大多举着进步的牌子，大多喜欢讲人世间的尊严和正义，但好像被诬陷的老板、被作为工具的女儿不在人的范畴里；因为潘某长着特定类型的外生殖器，她具有进步的身份，于是她的罪行是正义的或者至少是“必要的代价”，采取这种观点、对此支持或避而不谈的不乏司法从业人员，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吗？这些人是惯于对特定事件视而不见的，从货拉拉到北京政法学院，从贾雾颖到童某萍，从三轮阿姨、白衣小伙到成都被骗下水救狗溺亡的高中生，基本上和公共摄像头一样懂得读空气选择故障时机。
潘某是作为某个共同体的一员，借用该共同体控制的舆论权力实施了行为、牟取了利益；也是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享受群体的庇护而逃避了不良后果；这种权力不依赖财产、职位、威望或血缘而存在，它仅仅寄托于一个想象共同体间的“共情”、寄托于“无条件ghg”；身份战胜了公义，立场战胜了道理，这样的场景一次又一次发生。如果不消灭这种舆论霸权、清算这一共同体，公平正义就不能存在。
